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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的重大意义和重要启示

作者: 葛亮 来源: 第一文学网 发布时间: 2021年08月01日 14:20:37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使党和红军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并走上胜利的道路,为党和革命事业转危为安、不断打开新局面提供了最重要的保证。

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毛泽东同志强调:“遵义会议是一个关键,对中国革命的影响非常之大。”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留下了许多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是我们党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

面临两个极其严重的威胁,党和红军处于最危急的历史关头

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攻克遵义。这是在毛泽东等同志坚持下,中共中央放弃北上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的贵州进军之后所取得的一次胜利。但是,党和中央红军并没有摆脱长征以来严重受挫的被动局面,“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特别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也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党和红军正面临着两个关系生死存亡的严重威胁。

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来自党内,即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统治。1931年1月,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操纵下,王明掌握了中央的实际领导权,由此开始推行“左”倾教条主义。几个月后,党的工作就受到非常严重的损害,党中央不得不决定由上海迁到中央苏区。王明于1931年10月前往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离开前指定中央由博古负责。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于1932年1月初到达瑞金后,继续执行“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

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者脱离中国实际情况,照抄照搬苏联经验。比如,在革命道路问题上,坚持以城市为中心,把发动城市工人罢工和武装起义作为最主要任务,指令各根据地红军积极攻打中心城市;在土地问题上,推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企图消灭地主和富农;在党内斗争和组织问题上,推行宗派主义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方针;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否定毛泽东的正确军事思想,剥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在进攻中搞冒险主义、防御中搞保守主义、退却中搞逃跑主义,等等。

到遵义会议召开前,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损失。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败后,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长征初期,又屡屡严重受挫。从全国范围看,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力量几乎损失了100%。

另一个极其严重的威胁来自外部,即国民党反动派重兵围追堵截。国民党在中央红军西进途中精心布置四道封锁线,部署大批军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红军突破前三道封锁线后,蒋介石调集中央军和湘军、粤军、桂军30多万兵力,凭借湘江天险设置了第四道封锁线。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在广西北部湘江地区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最终从全州、兴安之间强渡湘江,突破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初期最惨烈、最壮烈的一场战役,中央红军人数由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减少到3万余人。当时湘江江面密密麻麻漂浮着红军战士的遗体,以至当地流传这样的民谣:“三年不喝湘江水,十年不吃湘江鱼”。

红军攻占遵义后,蒋介石急调其嫡系部队和四川、贵州、云南、广西军队,共约40万重兵,从四面八方向遵义地区进逼包围。而此时接连受到重创、只有3万余人的中央红军,人疲马乏、补给匮乏、弹药奇缺,党和红军、中国革命处在最危急的历史关头。

在中央苏区时,许多干部和红军指战员就对博古、李德等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产生怀疑和不满,湘江战役后对“左”倾错误军事路线的不满达到极点。刘伯承同志回忆说:“广大干部眼看反五次‘围剿’以来,迭次失利,现在又几乎濒于绝境,与反四次‘围剿’以前的情况对比之下,逐渐觉悟到这是排斥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贯彻执行了错误的路线所致,部队中明显地滋长了怀疑不满和积极要求改变领导的情绪。这种情绪,随着我军的失利,湘江战役,达到了顶点。”

取得两项极其重要的成果,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